我的题目是《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个人生活口述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以及一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努力方向，但是在民俗学当中以往的口述史主要针对民间艺人，比方故事家、歌手或者是拥有某种民间技艺的人，比方民间的匠人或者是有些绝活的人对他们进行生活史的描述或者是记叙。
但是，民俗学这样眼光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民俗从本质上来说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民俗，不是只有绝活身份的民俗，当然我们要关注这些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少的，甚至是弱势的，需要关爱这些民间艺人，但是不等于只把目光集中在这种人身上，因此我特别的进行了一个普通教师的口述史研究的项目，现在这个项目正在进行中，基本口述完了，材料正在整理过程当中。这个人叫翁向新，是良乡中学的老师，也是史长义和我们过去很熟的人，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第一任督导。现在住在宣武区，我们每个礼拜天到那儿去访谈，记叙他口述的一生历史。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感觉通过他可以看出一个人怎么样走出乡土，离开乡土，同时又不离乡土，永远拥有一个乡土的情结。其实现代人不管多么现代，永远需要认知自己的父母和乡土，在这个问题上早在100年或者在上个世纪初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就提出社会可能出现两个类型，一个叫礼俗社会，一个叫法理社会，也就是以法律为主的社会，这样两种社会难道真的是法理社会要替代礼俗社会，礼俗社会要进驻到法理社会吗？滕尼斯不是这个意思，他恰好已经事先预料到了，这两种社会其实是并存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所以我们今天根本在讨论传统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始终在呼唤着我们心中的那个乡土，我们不肯轻言放弃，但这正是我们文化自觉和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和现代对立的，所以我想谈我们做这个口述史的第一个初衷，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当要保护一个民俗文化的时候，保护这个话题其实是发展的话题，并不是与发展对立的话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意思。
因为越是发展我们才关注那些需要保护的对象，比如说我们可能认为某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会被无意地、不小心地破坏，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建设我们还比较放心它在地底下被埋藏着，我们可以慢慢地去发现它，但是大规模建设以来，我们不得不抓紧发现什么地方可能会把原有的地下文物破坏掉，所以当保护的声音非常高涨的时候正是发展非常迅猛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看清楚，他简单地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我简单说这样一个逻辑。
既然保护是发展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第二点，我们都说保护是为了促进多样性的一个存在，而不要变得全球化的时候，忘记了多样性本身不是保护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历史上的多样性从来是大家创造出来的，什么时候也不是靠保护出来的，如果我们保护了半天我们的传统，我们可能连最早古人用火的方式都不会，我们何言进步，我们何言发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文化的保护和自然界的[保护]完全是两回事儿，如果在自然界当中你不注意那种保护，多样性的确会消失，大熊猫没有你的保护可能就要死亡，但是文化可能越保护就越死亡，因为它需要在一个活态的发展中来存活，所以在这一点上很多人是混淆不清的，何谈保护多样性的问题？
第三个观点，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走出乡土的人，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拥有乡土情结的人。我不认为沈从文以来的那些作家所谈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离开乡土的人，然后我们认为沈从文对乡土的讴歌就是他希望大家像他那样保留那样的乡土情结，可能沈从文的声音代表的恰好是他对现代的忧虑，也恰好说明了他有现代人的情结，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身体主体性的感受意义上来讲，我们需要乡土情结的拥有。
比方说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没有办法亲切地听到或亲切地会面，我们得不到。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仍然需要一定乡土的交往方式，就是类似于乡土的交往方式。所以当我们的环境宽松以后，为什么乡土社会里面的那些庙会，那些祭祖又活跃起来，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封建的，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于现代生活中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亲情。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我们民俗学和人类学有什么区别的话，当我写人类学民族志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是他者，是异文化客观的描述，而我则是和我周边的有各种不同认同关系的，乃至父母。在父老乡亲关系的这样一种认同基础上的关于我们自己身上文化的重温、反思和感受，再一次的感受。我们现代人就需要这样不断的现代的感受，在现代生活中不断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人。所以，民俗志本身可能就像焦波的那个系列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它很可能是我们民俗学的永恒的主题，但不是人类学的主题，人类学没有办法在描写另一个社会的时候随便认人家是爹和娘，所以这一点可能在我们讨论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时候是一个亲情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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