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1903-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但他对于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更重要贡献，还是集中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2领域--他是学界公认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其杰出领导者和最高学术成就的集中代表者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钟敬文是在汹涌澎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冲击下，走上民间文化研究之路的，从此，他把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把一生中最主要的时间、精力和睿智，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事业，而其中又尤以在民间文艺学领地跋涉较早、用力最勤。在长达80余年的学艺生涯中，钟敬文基本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架，陆续开拓了中国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近现代民间文艺学史、民俗文化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开始并坚持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培育了大批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专门人才，而且参与组织或发起与恢复了包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在内的许多重要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至今，他虽已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却仍然奇迹般地奋斗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术探索和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上。
关于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诸多贡献，近年来学者们已经有所评说，3此不赘述。这里笔者想主要就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领地里的诸多活动，初步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在钟敬文长期的学术活动中，体现出了哪些重要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他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他本人以及中国民间文艺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期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对钟敬文学术思想的更精深探讨。
笔者以为，综观钟敬文的长期民间文艺学活动，其中特别突出的学术思想有以下几点：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强调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倡导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浓厚的历史关怀、注重实证研究等等。
一、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
一般人进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往往多关注于具体问题的探讨，对于学科的总体建设则比较缺乏自觉的或强烈的意识；或者即使一时关注学科的整体建设，但持续时间一般也不会太长久。而钟敬文则在关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建成独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而且日益自觉地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不遗余力地推进这门学科的总体建设和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这使他在现代众多民间文艺学家中卓然特立，别具一格。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年青的钟敬文就已经从理论上初步认识到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1935年底，他正式写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不仅首次创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术语，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把民间文艺学作为文化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的构想，并就其对象特点、建立的社会条件、所应当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务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主张。不过，受到当时民间文艺学发展程度的限制，加上钟敬文本人这时学术阅历、理论基础的局限，这篇文章尚嫌浅薄、稚嫩。文章的发表是在1936年，因为很快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所以影响并不大。
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结束之后，劫后余生的钟敬文“涌起了恢复和振兴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勃勃雄心”，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或讲话，重新强调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根据实际情况，指出为发展这门学科需要努力的工作方向。例如在《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1981）、《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1982）、《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1983）、《新的驿程.自序》（1986）等中，钟敬文都或多或少地谈及了在他的脑海中已逐渐自觉和不断清晰起来的民间文艺学体系的构建问题。尤其是《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的民间文艺学，概括地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文科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并指出所谓“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应当包括：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学术评论、方法论及资料学。4这个构想，显然比30年代时深入、系统了许多，它是经过多年发展后钟敬文个人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和民间文艺学自身多有进步的结果。尽管至今看来，这个构想带着显然的时代政治的色彩，但它大致廓清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内容，为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成熟学科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这一富有开拓性的体系构想，至今还是人们了解和建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基础。
除此而外，钟敬文的强烈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还突出地表现在：为了推进这门独立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他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
钟敬文是受到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影响，走上民间文艺学之路的，但他坚定终身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方向、并且把推进她的建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还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杭州时期。5从这以后，在他的一系列相关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无论是组织、编辑、教学、宣传，还是专题研究、对外交流……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着较强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这种意识较早便已萌生，而在近些年来尤为突出。例如钟敬文在谈到自己早年（1934--1936）毅然放弃教职去日本留学的原由时说：在这一个时期的最初阶段（指1928年秋到1934年春--引者按），我虽然对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解及探索有了一定进步，但是总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及跟它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都太薄弱，只靠它不可能在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如果要进而推动全国这方面的学术运动，就更没有多大把握了。因此，必须有个机会，让自己去打好学业基础才行。
但是这次到了安国，发现原有的这些关于庙会类型的认识还很不全面。安国药王庙会参与者来源的地域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尽管邳彤这个神灵的影响有一定地方性，然而这位神灵所召唤的却是整个北方乃至全国的药商。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虽然药市的规模很大，客商也来自大半个中国，但是药市毕竟不等于庙会，客商毕竟不等于各地民众。谁来到这儿谁才有机会参加庙会，药商之外大概没有多少外地人知道这个庙会，即使知道了也未必想来到此地。也就是说，参加安国药王庙会的群体具有一个特殊边界的限制，这个边界仍在安国：除了安国本地人（主要也是药商和药业界人士）之外，还有在安国有客居经历的药商，他们共同组成了安国“药市”的群体与社会。
在《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中，钟敬文在回忆并总结自己在民间文艺学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文革后的20多年）里的学术特点时也说：
这时期，我深感到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人文学科，还很稚弱，必须加强有关机构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否则学科的发展是比较渺茫的。因此，我积极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如建立民俗学会，恢复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办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讲习班，组织力量，编纂《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培养专业人才，如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等。这些活动，已经日见成效。
强烈的责任心和学科整体建设思想在上述两段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钟敬文还不断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学科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同时往往指出当前学界存在的问题，谆谆告诫同仁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他积极促进祖国民间文艺学与国际的学术交流，认为这“无疑是促使我们学科前进的一个动力”（《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即使是在进行专题学术研究时，钟敬文也往往会考虑它对于学科总体建设的意义，比如他认为民间文艺学史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学者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因此，他就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率先写作了几篇有关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论文，并在新时期里继续写作有关文章，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作出了拓荒性质的贡献；他认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应该采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所以迅速运用新发现的民族志资料，写了《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以为范例；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编写教材、宣传学术等方面去，就因为“以上这些活动，虽然本身不是我的学术研究活动或成果，但它对于推动我国整个民间文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却有着重大关系。”（《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用他自己充满诗意和豪情的话讲：“我们希望看到，也是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直到96岁的高龄，他依然以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以此为标准，对自己的学术特点和弱点进行真诚的反思，并对后来人提出殷切期望，拳拳之心，令人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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